常州历史文化，自隋唐至明代，又绵延了一千多年。这一时期，就总体而言，是在齐梁文化积淀基础上的顺势发展时期。由于这一历史过程漫长而纷繁，我们在探析其发展轨迹时，将着重关注以下三点。

1、科举制度的盛行，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，提供了重要的机制。

自隋炀帝起，开科举士，把读书、科考和做官统一起来，形成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科举制度，并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。这种制度虽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，但由于它基本上是一种公开、公正的竞争激励机制，为人们奋发学习提供了一种巨大的驱动力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这一时期常州出了五位状元。他们是唐代的萧颖士，宋代的霍端友、佘中，元代的陈祖仁，明代的杨廷鑑。如果加上清代的吕宫、赵熊诏、钱维城、庄培因，常州历史上一共出了九位状元。考科之盛在两宋时代尤为明显。宋代319年中，常州考取的进士就达674人，出现了宋维、宋绛，丁宝臣、丁宗臣两对兄弟同榜高中的盛事，留下了令常州人自豪的“双桂坊”（取双双蟾宫析桂之意）地名。宋大观三年，朝廷会试，一科300名进士中，常州府取53名，占总数的1/6，赢得了“儒风蔚然，为东南冠”的美誉。太傅张彦直的4个儿子相继荣登进士第，常州地方官在其居巷内建“椿桂坊”（取灵椿丹桂之意）牌楼。状元霍端友之孙霍超龙，年仅18岁就得中进士，宋理宗喜其年少有为，特命常州地方官将其居地改为“早科坊”。常州还出现了杨廷鑑等五家科甲鼎盛、五世不绝的科考世家。唐代萧氏一门出了8位宰相（一说10位）。至于公卿大臣更是不绝于朝。于是在普通百姓中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逐渐成为社会风尚，这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库。

2、地方官员的重视和倡导，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，营造了宽松的环境和浓厚的氛围。

也许是齐梁帝王遗风的影响，在常州任职的地方官员，大多沿袭、弘扬了重视和倡导文化的传统，其中本人就是好学上进、在文坛上有所建树的地方官员，表现得更是突出。如唐代常州刺史李栖筠、独孤及，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等等。

李栖筠，德高望重，“喜奖善，而乐人攻己短，为天下士所归”。他文学素养极高，是很有名望的大诗人。为官治理一方时总不忘“以文化人”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正是他，创办了常州历史上第一所官学——常州府学（今市二中原址），为培养人才、发展常州教育事业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。

独孤及，唐朝著名的文学家、诗人，是大诗人李白的挚友。主张“先道德而后文学”，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浮糜之风，与萧颖士、李华等形成若干文人群落，留有文集《毗陵集》。在常州任上三年，政绩卓著。晚年不原离开常州，在武进南宅鹁鸪山终老。逝世时据《武进阳湖志》载：“行路恸哭，罢市相吊者累月。”

宋代常州知府王安石，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诗人，号称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他认为“所谓文者，务求有補于世而已矣，所谓辞者，犹器之有刻缕绘画也”，主张文学“要之以适用为本”，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。由于他“有矫世变俗之志”，曾被列宁称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。其号半山，常州人民为纪念他，在惠民桥畔建有“半山亭”一座。

这里还要提一下苏东坡。苏东坡有否担任过常州团练副司（监察的官职），目前还有争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作为宋代第一流的诗文大家，十一次来到常州，晚年两次上表乞居常州，最后终老常州，则已确定无疑。可以说常州丰厚的文化积淀、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，以及他在常州的众多知音，使他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这也是他最后定居并终老常州的重要原因。同时，苏东坡的人格力量、学识才华，也给常州历史文化以深刻、久远的影响。

常州地方官员对文化的重视，还表现为他们以常州为基地，经常邀约苏州、杭州、湖洲等邻近地区的官员和文人来常州举行诗文之会。唐代有著名的“茶山境会”，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，有一次因事未能赴会，特作《茶山境会》诗参与；杜牧任浙江睦州刺史时，每年循例来常州，先后有《题茶山》等佳作交流。宋代则于每年春季借“劝农”之机，举行“春游诗酒会”。明代则有“诗酒艺会”等等，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

上面所讲在常州任职的地方官员对文化的重视和倡导，比之齐梁时期的帝王和皇室成员，他们与常州人民的关系显得更为直接和密切，影响也更为深入和具体。他们的品格操守、治理方策、文学成就，不仅起着表率和引领的作用，而且已经成为常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3、重大的历史变故，对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，产生了正面或负面的重大影响。

北宋王朝覆亡后，南宋王朝被迫建都浙江临安（今杭州），前后存在了150年左右。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移到了江南。出现了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，“苏常熟，天下足”的景象。这无疑为常州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，促进了常州历史文化的繁荣。

然而到了宋末元初，元兵挥戈南下向临安进犯，发生了被史家称为“影响中国的100次战争”的“临安之战”，常州作为临安的屏障，成了兵家必争之地，发生了常州历史上有名的“常州保卫战”。守城军民顽强抵抗达半年之久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遭元军屠城，常州城毁于一旦。现在的“古村”，据传说原为“十八家村”，是元军屠城后仅剩的18户人家的聚居地，可见屠城破坏的严重程度。文天祥战败被押北上，途径常州时作有《常州》诗，开头两句便是“山河千里在，烟火一家无”，其序言中说：“北兵愤其坚守，杀戮无遗种，死者皆忠义之魂，哀哉！”常州城遭此浩劫，元气大伤。此后随着元朝近百年的发展，到了明朝，常州历史文化又逐渐繁荣起来。

文化发展时期的成就，主要表现在：

文学方面。诗词散文，成就卓著，名家辈出。最具代表性的有：唐代的萧颖士、储光羲、戴叔伦，宋代的张亻必、胡宿、邹浩、丁宝臣，明代的唐顺之、徐贲、毛宪等。他们或见地独到，富于创新；或勤于笔耕，著述丰硕；或承上启下、独领风骚，在当时的文坛上作出了重大贡献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唐代状元萧颖士，人称“萧夫子”，高才博学，风格峻逸峭拔，后人辑有《萧挺茂文集》，是后来以韩愈、柳宗元为代表的“古文运动”的先驱者，声名远扬朝鲜、日本。据《新唐书》载：“倭国（日本）遣使入朝，自陈国人愿得箫夫子为师者”，后因“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。”储光羲，与王维、孟浩然鼎足而三，他上承陶渊明，下开范成大，是山水田园派诗人的杰出代表，有《储光羲集》10卷。戴叔伦是萧颖士的门生，时称“诗伯”（即大诗人），他的诗以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情感见长，诗风清丽质朴，情真深婉，开中唐新乐府之先河，对后世影响较大。

唐顺之，文武双全，博学多才，明“嘉靖八才子之一”，“唐宋派”创始人。他十分重视文章的本色，认为“文章要有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”，他的“本色论”，是“唐宋派”的精髓，对当时和以后的文学创作和批评，均有积极而深远的指导意义。

小说有了长足发展。自东晋袁宏的《竹林名士传》创笔记体小说、南梁萧绎创志怪体小说后，到唐代，顾非熊的《妙女传》已发展成为传奇小说。到明代，小说的品种与数量明显增多，又出现了演义、武侠、章回体小说，其中较为突出的有于华玉的《岳武穆精忠报国传》卷28回等。

艺术方面。无论是戏剧、曲艺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，均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。

戏剧始于宋代杂剧，明代起有南戏。宋末元初，孔学诗作《秦太师东窗事犯》，为常州最早的杂剧作品，后有陶国瑛的《森罗殿》。明代有蒋孝编的《南九宫谱》，为南曲填词的规范之书。此时昆曲开始流入常州，深得世家子弟欢迎，渐成风气。

曲艺这种形式，兴盛于明代，主要有古弹词、古评话和由地方小调演变而成的唱春。

音乐舞蹈也有很大发展。唐代起，茅山的道教音乐、天宁寺的佛教音乐逐步流行起来。山歌更为民间所喜闻乐见，明代起，每年三月十九“观音菩萨成道日”，清凉寺举行庙会，城乡百姓涌到德安桥上对山歌，通宵达旦，三日不衰，形成了常州一年一度“德安桥上对山歌”的传统民俗。当年一首《木匠歌》唱道：“木梳勿做勿得过，山歌勿唱忘记多，三月十九偷个空，德安桥上唱山歌”，其盛况可见一斑。舞蹈从隋代起，已有云车舞（掮轮车）出现，唐至明代，又陆续出现柘枝舞、跳幡神等多种形式，民间舞蹈高跷、龙灯、荡湖船等也开始流行。